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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荡的钟摆

上一本文集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》的出版是2011年,自那时至今,世界经济似乎仍未摆脱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,凯恩斯主义者的误诊让失望已极的民众继续等待救世主的显灵。奇迹却没有发生。希腊的财政和债务危机反复地蹂躏这个西方文明的滥觞之地。欧洲央行的数量松宽掩盖不了意大利银行的坏账,罗马不得不在长达八年的拖延之后,着手处理数千亿欧元的不良资产。安倍经济学虎头蛇尾,结构改革之箭烂在囊中也没有射出,政客承诺的繁荣迟迟未现。
 
唯有在金融危机的发源地,“看不见的手”以看不见的方式悄然清除了格林斯潘的遗产——滥发货币留下的违约债务以及大幅缩水的金融资产。市场而不是美联储充当了清道夫,通过痛苦的破产清算矫正了严重失衡的资产负债表。美国经济于2011年前后步入复苏,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资金回流,致使美元币值节节升高。
 
太平洋东岸被迫去杠杆之时,西岸在热火朝天地加杠杆,“四万亿”的洪荒之力强硬地造出了一个V型反弹。然而透支未来的亢奋不仅无法持续,而且让后人的日子更加艰难。中央政府于2016年确定“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”的任务,缓解多年执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所积累的系统性风险。
 
本书的第一部分回顾2008年以来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,结合第四部分,着重批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,援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策实践,说明扩张性宏观政策的短期刺激与麻痹的双重作用,以及这些政策的长期危害。危害之最莫过于人们误以为印钞可以创造价值,财政支出可以创造有效需求,不知经济增长的本源是企业的创新和效率的提高,不知创造有效需求的最佳方法是提高收入,而收入又取决于企业的效率。诚如法国经济学家在19世纪初所言“供给决定需求”,这也是今日“供给侧改革”的核心精神。
 
在回顾与分析的基础上,本书的第二部分提出若干关于改革的建议。在中国的改革历史上,成功的方案不是出自古代的宫廷或现代的办公室,而是源于实践中的摸索和市场上不断的试错。政府的作用更多地在于总结民间的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,及时地调整法律和政策,总结和推广民间的经验,就像1980年代党中央将小岗村的自发改革推广到全国一样。
 
沿着供给侧的思路,第三部分探讨微观层面上的企业创新,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创新。互联网和基于互联网的移动技术对传统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,在接连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和新型商业模式面前,传统企业先是感到震惊和不知所措,随即又恐慌性地拥抱互联网,“不触网则死”和“一触即灵”成为万应的商业箴言。笔者认为,互联网的出现既没有改变商业的本质,也没有改写经济的规律,如同蒸汽机、电力和电脑一样,互联网不过是工业革命以来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中的一项,企业要充分利用这项技术进行商业模式和管理方法的创新,而不能本末倒置地盲目相信“互联网思维”的神话。
 
第四部分记录了笔者从创新到制度、从制度到社会、文化的思考历程,与其说寻求答案,不如说是提出问题。创新驱动经济的增长,制度特别是私人产权制度决定创新,那么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又是从哪里来的?与人们的愿望相反,历史没有展现出单线条的因果关系,没有为识别那个终极推动的智者预备不朽的荣誉。社会制度体系在观念、政治、经济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演化,有时前进,有时停滞,有时倒退,偶然事件和微不足道的人物可以改变历史的方向。能够找出某些逻辑关联已十分幸运,若想归纳总结出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就属于人类的“致命自负”(哈耶克)了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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