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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地利学派的当代意义

文章摘自许小年文集《回荡的钟摆》(中国计划出版社,2017年8月版)。
 
经济学研究什么?
 
以凯恩斯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已偏离了亚当·斯密的方向,长期关注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,乃至以静态的效率作为经济学的首要研究课题,忘记了斯密在那部伟大的奠基之作中为经济学所提出的任务——财富是怎样创造的。
 
用简单的数学语言表达,
 
产出或国民收入Y取决于技术系数A、要素投入量资本K和劳动L,以及生产函数F。F代表要素组合方式,不同的组合方式不仅影响资源的静态配置效率,而且更为重要地,决定了要素收入的分配从而决定了资本和劳动拥有者的工作激励。可见F接近主流经济学中的“制度”概念。
 
凯恩斯主义者认为,由于“价格(包括要素价格)刚性”引起“市场失灵”,在生产过程中,实际要素使用量K和L通常小于社会拥有总量和,尽管有时实际使用量可能大于拥有量,经济学家及其主顾们——世界各地的政府需要找到一些办法,使K和L尽量接近和,实现充分就业或者资源的充分利用,以使产出Y尽可能地接近潜在产出。凯恩斯学派开出的宏观药方是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,微观层面上则是各种各样的规治(规范化治理,Regulation)和产业政策。
 
在终极目的上,芝加哥学派与凯恩斯学派并没有根本的不同,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实现充分就业,区别仅在于手段。芝加哥学派相信斯密的“无形之手”可以比政府更有效地达成这一目标,政府对经济的宏观和微观干预往往,虽然并不总是,降低了资源的利用效率,正如弗里德曼引用里根总统的话,“政府不是解决方案,而是问题本身”。凯恩斯学派视政府为解决方案,因为它假设了一个上帝般仁慈和上帝般万能的政府,“仁慈”指的是政府官员最大化公众而非自己的利益,“万能”的含义是政府的政策和干预成本为零,而市场交易成本不等于零。
 
为什么企业家最大化自己的利润,消费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,而官员最大化别人的利益呢?为什么市场上的交易与合约有成本,而政府的干预就没有成本呢?凯恩斯学派对这个明显的逻辑不自洽(Inconsistency)讳莫如深,而大多数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似乎也忽视了对手的这个软肋,只有斯蒂格勒和布坎南等人锲而不舍,由此发展出“公共选择”理论。
 
在研究方法上,凯恩斯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均以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为基准(Benchmark),只不过前者认为经济的常态是偏离这个基准,需要政府干预,即便不能回归最优,也可有帕累托改进,起码短期如此;而芝加哥学派相信经济的常态就是这样的均衡,特别是在长期。有学者试图调和两派以建立“统一理论”,结果就是当今大多数教课书的写法:凯恩斯学派适用于短期分析,而芝加哥学派讲的是长期。
 
实际上,两派的理论都处理不了长期即经济增长问题,“从长期来看,我们都会死去”,凯恩斯一句玩世不恭的名言,他的追随者对经济增长没有做过值得一提的研究,更不要说贡献了。从芝加哥学派的角度看,经济长期总是处于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,也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,剩下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,推动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被视为外生的对A的冲击。财富的长期增长或者不值得研究,因为人生苦短;或者没有可研究的,因为“看不见的手”已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。斯密若知道他的后继者走到今天这一步,大概会感到痛心疾首的吧?
 
主流经济学的两派放过了最根本问题——财富是如何创造的,或者更准确地讲,他们在给定A和F的前提下,始终聚焦资源的静态配置效率,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工业革命以来财富创造的本原动力A和F,即持续不断的技术和制度创新。市场经济的精华——从学术的角度看,无疑和方法论有着很大的关系。公式(1)中的变量没有时间脚标,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静态分析,即使有些动态的模样也是表面的,通过静态对比(Comparative Statics)完成,如其英文名称所示,本质上还是静态的。
 
与主流经济学相比,奥地利学派是真正意义上的动态分析,公式(1)中的所有变量和关系都和时间有关,     
 
不仅技术系数A,连生产函数F都随时间变化!更为重要的,A和F不再是外生给定的,而是内生的,外生变量只剩下一个L,如果人口的增长由非经济因素决定的话。经济决策问题变为:如何配置每一时期的K和L,多少用于研发以提高A,多少用于F即商业模式或生产组织方式的更新,多少用于原有技术下的生产,以便最大化一个时间段上的消费者效用。
 
动态分析方法使我们有可能研究技术和制度的演化,研究产生有利的技术和制度所需要的条件,深刻理解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的源泉。动态分析方法还将揭示市场竞争的实质,描述市场效率提高的路径。设想一个奥地利学派的厂商竞争模型,A不再是外生给定的,等于上一期的A加上一个当期的内生冲击a。厂商选择K和L在研发和生产之间的配置,如果更多资源投入研发,可提高a出现的概率,从而在下一期的博弈中取得成本优势或“超额利润”。如果创新失败,研发投资被“浪费”掉,由于减少了对常规生产能力的投资,企业的规模保持不变。另一方面,守旧企业虽然可以规避创新的风险,一旦他人创新成功,市场均衡价格下降,守旧企业的利润率为负,可能被迫退出市场。
 
请注意,公式(2)不能提供一个足够强大的分析框架,而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,我们借用主流经济学的语言,表达奥地利学派的思想。虽然主流经济学过分强调其“科学性”,过分强调数学而作茧自缚,限制了研究范围和题目,渐渐脱离了现实经济,变成象牙塔中的孤芳自赏,甚至更坏,削足适履;奥地利学派则走向另一个极端,他们拒绝使用主流经济学的语言,拒绝数学分析,无法跟上时代的发展而被边缘化,不能不说是这个学派的一大失误,也是经济学科的一大损失。
 
市场竞争的含义(哈耶克)
 
数学进入经济学,经济学开始了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,福兮,祸兮?至今难辨。尽管实证研究看上去使经济学避免了象牙塔的指责,但研究的起点通常是假设,从假设到模型,再用实证数据检验假设,看似严密,梳齿密集到头发都通不过,思想连同现实被形式篦掉,挡在了门外。斯密的起点是现实经济,例如英国的贸易或者工厂里的劳动分工,从观察到抽象的逻辑关系。《国民财富论》中没有一个数学公式,在今天的学术刊物上能发表吗?
 
主流教科书中的“完全竞争”就是一把梳齿密集到了失去意义的精巧玩具,如同哈耶克所指出的,“完全竞争”实际上是完全没有竞争。“完全竞争”有四个基本的假设前提,(1)同质化产品,(2)众多没有定价能力的小企业,(3)无进入和退出壁垒,以及(4)充分和对称的信息。哈耶克问道,如果产品都一样,企业用什么来竞争呢?或者说在市场上竞争什么呢?现实世界中,企业不断地推出新产品和差异化的产品,争取获得更高的利润,高利润来自高价格,若没有一定的定价能力,企业就不可能赚到高于市场平均的超额利润,差异化定价因此和差异化产品一样,是企业进行竞争的手段,假设掉了这两个手段也就假设掉了竞争。至于第三和第四个假设,我们在下一节中展开讨论,在那里我们得出同样的结论:进入壁垒和非对称信息也是企业竞争所必需的手段。
 
这样一个没有现实意义的概念,被凯恩斯主义者拿来作为理论基石,他们论证到,由于“完全竞争”的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,对这个理想境界的任何偏离都是效率的损失,而发生偏离的原因就是“市场失灵”,既然市场失灵就要靠政府,政府的干预和减少偏离度,帮助市场提高效率。逻辑错在什么地方?理想境界中既没有苹果手机那样的新产品,也没有互联网等新技术,而且根本就不可能有,人们只能在现有技术条件和现有产品中进行选择,在陈旧僵化、枯燥无味世界中寻求最优?还是去改变这个陈旧僵化、枯燥无味的世界?
 
如果“完全竞争”既无理论意义,亦无现实意义,主流微观经济学中的寡头竞争、垄断竞争是否可作为替代物?可能性不大,这些“非完全竞争”虽然较“完全竞争”贴近现实,但同样属于静态分析,不能抓住竞争的实质,奥地利学派的独到之处正是将竞争视为一个动态过程,而不是一种静止状态。
 
市场竞争的过程是我们理解市场效率的关键。芝加哥学派在上一世纪提出“有效市场假说”,根据这个假说,股票价格在任何时点上都等于公司的内在价值,投资者买卖股票只能得到平均利润,理论上瞬间发生的套利行为消除了超额利润。记得多年前,笔者刚参加投资银行工作,诧异为什么公司还设了研究部,价格等于价值,有什么好研究的?事实证明,华尔街的操盘手比经济学博士更聪明,价格偏离价值是常态,谁能赶在别人前面发现价格和价值之差,谁就能赚到超额利润。例如当研究表明,苹果公司即将发布新的手机系列,而市场对此尚未形成共识,研究人员建议投资者买入,购买行为推高股价,关于公司真实价值的新信息就这样融入价格,为了获得超额利润,投资者之间展开竞争,竞争保证了价格趋向——虽然并不永远等于——价值。市场之所以有效,就在于价格汇集了众多市场参与者得到的信息,这些信息对于投资、生产和消费决策都是必要和宝贵的,市场的效率就是它的信息效率。
 
“有效市场假说”只描述了信息汇集的终点结果,忽略了信息汇集过程中竞争的作用,因而忽略了市场竞争的实质——激励机制。当价格偏离价值时,我们并不认为“市场失灵”,而是自然过程,提高市场信息效率必不可少的一步,没有偏离就没有超额利润的机会,而没有超额利润的前景,就没有人投入资源,研究公司的基本面,投资者的买卖决策失去依据,价格也就无法反映价值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价格若要反映价值,必先偏离价值,市场失灵原来是市场有效的必要前提。
 
清注意,当某一投资者或研究机构发现某股票的价格低于价值,在买入足够的股票之前,他不会与其他投资者分享这一发现,而要严格保守秘密,换句话说,这个先知先觉者会刻意制造和保持信息的不对称。对他而言,“完全竞争”市场的第(4)假设简直就是天方夜谭,如果市场拥有充分信息,所有人都知道了这支股票的价值被低估,立即大量买入,结果股价飙升,他还赚什么钱呢?如果他赚不到超额利润,为什么要投入时间和资金做研究呢?信息不对称在这里的作用相当于进入壁垒,阻滞其他投资者买入这支股票,这样一来,“完全竞争”市场的第(3)假设也成了海市蜃楼,与现实中的市场竞争完全不相干。
 
如果说“完全竞争”还有一点意义的话,它只描述了竞争过程结束后的终点状况,然而这就像人生一世,如果只看到终点的死亡归宿,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?
 
将市场竞争视为过程,从根本上揭示了市场静态资源配置效率的来源,激励协调的信息汇集过程,由此形成的价格所含信息最为丰富,尽管不可能“完全”和“完美”,不可避免地带有“噪声”,信息扭曲程度最低,因而是经济个体进行决策的最重要依据,尽管不是唯一或充分的依据。激励协调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,超额利润的大小与信息融入价格的时间早晚及信息量密切相关,第二,利用市场价格进行决策的人相信价格的准确性,价格在用真金白银完成的交易中形成,而真金白银不撒谎。股票市场上如此,实体经济中也是这样,供不应求,价格上涨,厂商据此及时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。
 
厂商与消费者如何从价格信号中提取“有用”信息,我们目前还不十分清楚,有待于新的数学模型问世,清晰描述信息提取过程,深化我们对于价格机制的理解。
 
“市场社会主义”的设想都是空想,公有制下的市场竞争是虚假的,竞争的过程需要超额利润驱动,公有制下的个人不可能享受超额利润,剩余收益权、剩余控制权均失去意义,实践中的参与主体不必承担竞争的任何后果,无论有利的还是不利的,仅按照模拟的供给、需求和模拟的市场价格决定收入分配,发假钞过日子,这还是市场吗?这还是竞争吗?
 
激励协调的信息汇集过程保证了价格信号的“有效性”,价格不仅指导资源的静态配置,而且由于垄断利润的存在,为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激励。奥地利学派主要以熊彼得为代表,阐述了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,增长的源泉——创新,这是最令人感兴趣也是最有意义的部分,其重要性远远超过静态效率。
 
创新与经济增长(熊彼得)
 
关于经济增长理论,新古典经济学最大贡献是说明了技术进步的关键性作用。从公式(1)可知,投资虽可增加资本存量从而提升Y,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终将发生作用,当资本边际收益降到零时,经济增长就停止了,可持续增长因此必须也只能由A所代表的技术来驱动。然而新古典理论止步于此,不仅未能进一步探讨提高技术水平的因素,反而受制于传统的数学范式,转向关注“增长收敛”的问题,试图构建各种各样的模型,解释为什么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差异长期存在。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是以诺斯为代表的经济历史学家,他们揭示了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,将制度经济学这一重要的分支纳入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。在肯定主流经济学所取得成绩的同时,我们不应忘记,在上一世纪三十年代,奥地利学派的熊彼得就从研究制度和创新入手,建立了增长的微观经济学基础。
 
在熊彼得看来,市场经济是一架巨大的创新机器,过去三百年间人类创造的财富超过了此前文明史上的总和,原因就在于不断涌现的技术创新,从蒸汽机、电力、内燃机、原子能、电子技术,到电脑、生物工程和互联网。新技术在提高单位资源使用效率A的同时,也改进了资源组合方式F,增长的源泉不再是资本积累,经济增长不再受“边际收益递减律”的制约,人类终于摆脱了“马尔萨斯循环”,进入了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的新时期。这一切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呢?熊彼得归因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。
 
竞争是创新的竞争,不仅引起A而且的F变化,破坏现有市场格局和秩序。A和F的变化可以是跳跃的,设想电脑的发明和应用,经济离开现有均衡——如果曾经有过的话,像袋鼠一样跳跃式地跨向另一均衡。在尚未达到“电脑均衡”时,互联网技术又诞生了,经济半途而废,匆忙拐弯转向更新的“互联网均衡”。经济永远在均衡点之间漂移,失衡成为常态,需要研究的不是那个完美、永恒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性质,而是失衡以及趋向新均衡的过程,什么力量驱使?遵循怎样的路径?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在离散变化面前立即失效,描述从一点到另一点的运动只能用偏微分方程。
 
创新是个试错过程,可以由企业投入资源进行研发,经多次试验后取得突破(德鲁克称之为“攻关式”创新),也可能完全是随机的。无论哪一类创新,行业、企业或技术开发方面的经验都可以提高成功的概率,企业家因此而占据了创新的中心地位。除了经验,风险的识别和承受是企业家另一必备特质。
 
企业家能够后天培养吗?从经验积累的角度看,回答是肯定的;风险的识别和承受能力却似乎是先天的。这使得企业家多少带有一些韦伯所说“克利斯玛”的神秘色彩,我们的确不知道哪些人通过什么样的教育能够成为企业家,只能创造条件,帮助具有企业家潜质的人获得成功。首先是自由,思想的自由和思想调动资源的自由。社会环境容许挑战权威和正统,鼓励标新立异。创新企业家在需要的时候,可以筹集到资金,聘雇到专才,投入创新活动,资源的自由流动是前提。第二,对风险的承担有足够的回报,公司上市即是亿万富翁,享有盖茨、乔布斯那样崇高的社会地位。第三,分担风险的市场,从VC、PE到上市退出,投资者与企业家一道判断和承担风险。
 
创新打破了现有均衡——如果曾经存在的话,新技术刺激的投资(比如历史上的铁路)带动经济进入繁荣期。当技术的普及大致完成后,投资下降,经济进入萧条期。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景气循环与熊彼得的技术创新息息相关,被称为康特拉季耶夫周期或者长波理论。虽然与芝加哥学派相同,奥地利学派认为波动源是供给侧的技术创新,前者的技术冲击纯粹是外生的,而后者是内生的,来自企业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有意识活动。凯恩斯主义者认为,经济波动的源头在需求侧,是市场参与者的“动物精神”造成的,为了减少这种“有害”的波动,政府应该发扬“人类理性”,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积极干预经济。
 
米塞斯与哈耶克证明,政府干预非但不能稳定经济,反而有可能扰乱市场的运行,引发经济的波动。
 
米塞斯-哈耶克经济周期
 
在米塞斯-哈耶克模型中,生产需要时间(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生产瞬间完成,不需要时间),资本具有专用性,即资本在不同用途间只能做有成本的转换,或者用主流经济学的语言讲,“非完美资本市场”。这两个基本假设决定了货币政策的非中性,即利率政策“误导”了企业的投资、生产决策,造成繁荣和衰退的交替。
 
设想中央银行将名义利率降到“自然利率”之下,自然利率定义为使投资和储蓄相等的利率。低利率下虚假的资金成本刺激了投资以及对资本品的需求,经济繁荣,资本品价格上升,资源离开消费品生产部门,向资本品部门转移。由于消费品供应数量的相对下降,消费品价格上涨,消费品的生产变得更为有利可图,经济出现“反转”,资源从资本品部门回流消费品部门。因为资本的专属性,原来用于生产资本品的资本不能完全转换到消费品的生产,比如炼钢炉不能用来烤面包,一部分资本在转换过程中损失了,全社会的资本存量因此而减少,社会总产出下降,经济进入衰退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米塞斯-哈耶克模型中的周期反转不需要政策的改变,一次性的政策刺激足以产生完整的经济周期循环。
 
我们已完成了米塞斯-哈耶克商业周期模型化的初步工作,周期循环的数学表达有助于我们理解货币政策如何扭曲了价格信号,造成资源的跨期错配,资产泡沫只不过是跨期错配的表现形式。
 
有意思的是,维克塞尔提出的“自然利息率”概念被弗里德曼接过去,经简单的逻辑论证和转换,成为主流经济学接受的“自然失业率”,弗里德曼晚期的经济学思想已非常接近奥地利学派,可见采用主流语言、和主流经济学对话的必要性。如果世人有了“自然利息率”的概念,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不会这样理直气壮地印钞票吧?QE和负利率这样的荒唐手段也不会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吧?
 
在米塞斯、哈耶克、弗里德曼的启发下,我们用传统的主流模型也得到了奥地利学派的结论:货币政策是原因,房产和金融泡沫是结果,美联储一手制造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。为防止悲剧的重演,首先要管住美联储那支闲不住的手,改善金融监管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。传统的主流模型虽然也可以产生货币政策泡沫,甚至可以模拟政策反向之后的经济衰退,我们的奥地利商业周期模型解释了长时间松宽货币政策的结果——当下中国经济存在的大量过剩产能,因而有着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。
 
在流行的凯恩斯主义面前,奥地利学派的深刻思想显得“消极”、古板与不合时宜。的确,自科学革命以来,人类拜倒在自己取得的成就面前,高呼着“上帝已死”,登上并端坐在曾经望而生畏的神坛,奥地利学派主张的“有限理性”、“自然秩序”无法约束人类的野心和狂妄,直到人类为“致命的自负”付出惨重代价,也许才能意识到科学的边界,到那时才发现,科学最感到无能为力的正是作为科学主体的人类自身。
 
2016年11月于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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